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作文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作文

从邓州乘车一路向北,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洛阳近郊的伊川县许营村,范仲淹的坟墓在村子的北边。

秋日的许营村,收割后的田野空旷深邃,时有小船在河面驶过,船工的吆喝回响在原野,若有若无的阳光洒在两岸的粉墙黛瓦上,有一种青铜般的质感。

这里山峦连绵起伏,不少地段植被稀疏,午后阳光炙烈,人迹罕至的村路上,风吹山梁,恍似惊涛拍岸。

比起近在咫尺略显寒碜的大唐宰相姚崇的墓地,范公的墓园规模稍大。走进范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塑像,范公素袍宽袖,蹙眉冷面,翻飞的衣袂间深藏忧戚,斧凿刀刻的面庞清癯严峻,这是2002年范仲淹后人所捐建。从塑像向北走,过景贤桥,是一道山门。歇山式建筑,飞檐挑角。山门北行20米,是建于清顺治年间的石坊,为四柱三门式。石坊再向北20米,是范公祠堂,它坐北朝南,占地430多平方米。

祠堂西北9米处,是范仲淹墓,墓前石碑上刻“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墓”。

公元1051年,63岁的范仲淹抱病赴青州任职,冰天雪地的折磨,夜以继日地操劳,让沉珂在身的病体雪上加霜。半年后,旋即又被调往颍州(安徽阜阳),扶疾上任,一路风餐露宿行走到徐州的时候,就病倒在荒凉的驿站。几天之后,老病无依的范仲淹,溘然长逝。

从此,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漂泊、不再有排挤、不再有辛酸。无论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高蹈理想;还是朝中权贵的攻讦,都成为封存的记忆。

公元1051年5月20日,一代名臣范仲淹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六十四岁。

这时的范仲淹全家,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孤独无援,仅借驿站暂栖,略避风雨。可以想象的是,在异乡四壁透风的驿站里,铅云低垂,阴风怒号,一个憔悴的老人颤抖写下给皇帝的最终遗言,却只字未提身后的家事,微弱的火焰跳动着熄灭了最后一丝温暖,那源自内心深处的寒冷,更甚于室外弥天的风雪。

秋雨刚过,范公墓新添黄土潮润,墓前堆放着花篮。

墓地分前后两域,总面积约35亩,北依万安山,南面曲河水,东临九龙山,西望龙门山。范仲淹一生清贫,家财散尽,自然是买不起墓地,墓地全靠皇恩浩荡赐给的,据说是因为皇帝嫌这里风水不好。

雨后的墓园,路是湿的,空气也是湿的,树上的水珠不停地落在地上,像是流不尽的泪。参天的古柏,在清晨阳光的轻抚下,更显幽深。起起伏伏的土丘后面,一块块石碑隐约竖着,如画屏一般,画屏中是怀念圣贤的浓墨淡烟。

墓地内古柏林立,共达1000余株。前域有一间青砖青瓦铺成的山门,还有石坊、石翁仲、石羊、石马等数件。范氏祠堂也在前域,一旁的飨堂内悬蓝底红字匾“以道自任”,为清代光绪帝所题。祠堂前有几通高大石碑,护有青砖碑楼,其中两侧范文正公神道碑的碑额为宋仁宗亲书的“褒贤之碑”四字,碑文为隶书,由宋代名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范氏好友王洙书丹。祠堂后有范仲淹墓、仲淹母秦国太夫人墓及仲淹长子纯佑墓。后域前部为仲淹次子纯仁墓,其后有三子纯礼、四子纯粹墓及孙辈墓。

多少年了,历史一次次地变迁,一次次地更替,只有立挺于此中的柏树为其作证。那些柏树,聚千年之力扎根地下,不管地多坚硬,根总能延伸,仿佛印证着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或茎直挺拔,亮洁一身,见证范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言;或立透地表,见证范公所言的“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节操;或独立于群秀之中,诠释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内涵,或枯枝空舞,见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行。

阳光静静地从顶上落下,落在我的头顶,落在长满青苔的路面,让人有种温暖的感觉。当然,我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有了此情此景,而生出来的一种别样的感受。范公的墓就在眼前,那是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巍峨的牌坊,长长的甬道,列班站立的石碑,透出古朴悠远的气息,行走其间,于现实之中,却生出许多悠远的思绪。

也许,眼前这些柏树就是紧紧簇拥着那颗灵魂,让他静静安眠。也许,这些柏树是负有使命的,它们郁郁苍苍,是为了隔绝那些世俗的尘埃,让伟大的思想不被蒙尘;是想消解世间繁杂的虚幻,让人的本性返璞归真;那些碑文牌匾,那些建筑,那些楼阁牌坊都是后人的杰作,真正属于范公的,只是眼前这么一碑一墓而已。就像范公身后的许多盛名,真正跟随他风餐露宿各地的,也只有范仲淹的名字而已。

身后的显赫只是做给后人看的,而后人仰慕、祭拜的除了他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品质,还有他光照后世的思想。

“碑隐荒苔墓草深/先生合愧万年心/尽将甘爱遗明世/忍使江山贫到今/几处寒烟秋陌上/谁家倦笛夕中临/飞莺不解沧桑事/犹向蓬间作一吟”。行走在范园之内,看不到其他的游人,异常寂静凄清。

晨风中,高大的柏树静静站立,苍郁、肃然。阳光点染树叶,在风中轻轻摇动,晶莹的露水悄无声息地落在墓地和四周的荒草中,堆积在已经有些残损的灰色方砖上,显出墓地的静谧和萧索。环顾四周满目苍凉,只有秋日的阳光照在那些落叶上,才泛出温暖的光泽,让拜谒的人们,也从中获得一丝温馨。

这座不起眼的土堆上荒草萋萋,当中长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地上落满枯黄的树叶。如果不是土堆前那块简陋的石碑,如果不是石碑上那古朴的文字,谁会在这里驻足呢?谁能想到这里安息着一颗伟大的灵魂?

穿过巍峨的牌坊,走过长长的甬道,面对着一抔黄土, 满眼荒草披离,让我们这些前来拜谒的人,一时屏住了呼吸,甚至不知所措。那个人却在我的眼前,一睡就是近千年。再看那些帝王将相,哪一个不是生前极尽奢华,死后又极尽哀荣。恨不得将坟墓变成宫殿,将墓穴变成金窟。即便不能永垂不朽,也幻想着让那奢华永远伴随万古不绝。可是,眼前一层薄薄的黄土,就掩埋了一个伟大的灵魂。

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土堆剧烈震撼每一个凭吊者内心深藏的情愫。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土堆包容着古代伟大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因为朴素,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普通蕴含伟大,一抔黄土掩埋了一具肉身,千年的时光伴随着思想的光辉。长眠于这堆黄土里面的人,穷其一生为国为民,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力量,长久地震撼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永久铭刻于心。

用不着厚重与庄严,思想的光芒是无法掩盖的,真理可以穿越时空永存于世。自然,用不着与巍峨和恢弘争长论短。

其实,陵寝是否奢华庞大,身后是否极至厚葬,虽与地位身价相联,却与思想无关,更与不朽无缘

在钟祥的松林山里,有一座明代的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动用国家力量,耗时47年为其父母建造的陵墓,其规模之宏伟,建造之豪华,历代皇陵无出其右。可是到今天,人们除了欣赏那精美的建筑艺术和精巧的设计之外,有谁还记得那两个长眠于地下的老人,不要说记得他们的姓名来历,音容相貌,就是连嘉靖皇帝自己的名字又有几个人能够说出。

站在范公墓前,岁月的落叶在时空的隧道中纷纷飘落,俯身拾起一片落叶,凝视叶片上那经纬脉络,风霜浸染,深绿浅黄。或许,人们会从那隐隐约约的脉络中,读到西北边关上那风尘覆盖的崎岖山路,有一个运筹帷幄的身影,在刀枪剑戟中闯关过隘;会看到黄沙弥漫的城头,有一双焦虑的眼神,注视着眼前朔风中猎猎的战旗;更会看到一身瘦骨,满身疲惫,一次次抱病赴任的老人,在简陋的驿站奋笔疾书;看到一个立身孤高、忧国忧民、刚正不阿、清廉勤政的人,“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这就是范仲淹,一个长眠在一抔黄土下的人。

清新的风从伊河吹过,林中的暖阳发出炫目的光,在空中飘飘洒洒,像从天宇间散落的思想碎片。墓碑的旁边静放着几只素朴的花篮,落着几片枯萎的树叶。微风掠过,叶片在轻轻旋动,似乎将历史与现实衔接,似乎在告诫前来瞻仰的人们“先忧后乐”的道理;启迪人们,思想,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价值,对一个国家的深远意义。

重视与爱戴,可以是一种悠长的怀念,可以是一种素朴的深沉。

太阳升起来了,灿烂的霞光更加强烈地映射到林中,一片温馨的光环落在我的身上。树上有几只鸟,一身斑斓,像是秋天丰收的果实。

离开范园,我们的车在郑少洛高速上一路向东。远眺邙山,近观洛水,田野一片苍茫,公路两边是密密丛丛的白杨、银杏和榆树林,放眼远眺,到处都是令人心灵震颤的恢弘。在洛水两岸,在山峦起伏的豫西大地,在云雾里时隐时现的夕阳,无论起伏的山峦,无论舒缓的田畴,都被青葱的玉米高粱覆盖得既博大深广,又舒展柔缦。我想,当年范公挂帅出征,是否从这里一路向西,吟诵着这样的词句: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范园已在身后,范公却留在心间。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默念着范公的诗句,追寻着先贤的故事,我默默地再次向那片郁郁葱葱的丛林行注目礼。

公元1127年的3月27日,范仲淹辞世74年后,北宋大厦轰然倒下。这一年,开封城内的杏花在东风吹拂下苍白如雪时,宋徽宗赵佶,含泪一路北行。远方,是雪花大如席的边陲,也是失败者不祥命运的深渊,此时此刻,这位充满艺术家气质的君王,是否会想起曾对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发出的“一生若能见他一次足矣”的慨叹,想起那位“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戍边范公?只可惜家山渐远,惟有对未来的忧惧和对既往的追思越来越近。

公元1283年1月9日,元大都的街头滴水成冰,在多次拒绝元朝招降后,文天祥被押赴柴市慷慨赴义。崖山海战,南宋十万军民投海,文弱宋朝以最后血性的微光,闪烁在丹青史册。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则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高山仰止,并为之终身践行。

明代洪武初年,苏州人范文从在朝廷官至御史,因违背皇帝旨意而入狱,随即被判处死刑。行刑前,明太祖朱元璋查看死刑犯的案卷,看到范文从的姓名和籍贯时,就派人传唤到跟前,问道:“你不会是范仲淹的后人吧?”范文从回答说:“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朱元璋沉默良久,命令左右取来锦帛,写了两句话赐给范从文,并下旨:“免除你五次死罪。”

朱元璋在绢帛上写的那两句话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不难发现,范仲淹一生四次被贬谪,宦海浮沉,除了他刚正不阿,针砭时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品性之外,似乎和当时一批精英阶层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联。然而,目光短浅的士大夫终究无法彻底支持新政,改革没有立竿见影,宋夏战争的压力又让这些人变得患得患失。一声雷响,炮马尽用,范仲淹便成了茫茫沙海中一粒叹息的弃子。

但值得庆幸的是,任何历史的变迁和暴政兵祸都不能割断我们文化中那些最坚韧不拔的精气和九死不悔的风骨。既有高世之才,必不免遗俗之累。前路虽秋风萧瑟,而我辈自踏歌而行……